摘要： 面对肝癌靶向药耐药这个老难题，2026年的研究有了新方向。这篇文章不讲复杂的理论，就聊聊几个即将进入临床或已在临床试验中崭露头角的新靶点，比如TIGIT、Claudin18.2。我们会分析它们为什么有潜力，以及患者和家属现在该关注什么，才能不错过未来的治疗机会。
王先生看着手里的复查报告，眉头紧锁。使用“T+A”方案（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）一年半后，影像报告上那个原本缩小的肝部病灶，又悄悄“抬头”了。主治医生在门诊和他谈了很久，核心意思很明确：耐药出现了。这并非个例，而是肝癌靶向治疗中一个普遍且棘手的挑战。当现有武器效力减退，医学界将目光投向了更前沿的领域。那么，2026年肝癌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靶点，能为像王先生这样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？
除了T+A方案，还有哪些“组合拳”值得期待？
在深入全新靶点之前，必须理解当前治疗策略的进化逻辑。以VEGF和PD-1/PD-L1为靶点的联合疗法（如T+A方案）已成为一线标准，但耐药问题驱动着“组合拳”的升级换代。这种升级并非简单堆砌药物，而是基于对肿瘤微环境更精细的理解。
一种思路是“免疫+免疫”的强强联合。例如，在PD-1抑制剂基础上，联合靶向TIGIT、LAG-3或TIM-3等新兴免疫检查点的药物。这些靶点像是肿瘤细胞用来“麻痹”免疫系统的其他开关，同时关上多个开关，可能更彻底地激活T细胞，逆转免疫抑制状态。另一种思路是“靶向+靶向”的多通路阻断。肝癌的发生发展涉及多条信号通路，当VEGF通路被抑制后，肿瘤可能通过激活MET、FGFR等旁路信号“绕道而行”。因此，同时抑制VEGF和MET等靶点的双特异性抗体或联合用药方案，正成为克服耐药的研究热点。这些策略虽未完全脱离现有框架，但通过更聪明的组合，旨在将现有靶点的潜力榨干，为迎接全新靶点铺平道路。
这3个新兴靶点，为什么说它们是“明日之星”？
如果说优化组合是“战术创新”，那么寻找全新靶点就是“战略突破”。2026年，有几个靶点从实验室和早期临床试验中脱颖而出，吸引了大量目光。
TIGIT靶点：给免疫系统的“刹车”再松一松
PD-1/PD-L1是大家熟知的免疫刹车，而TIGIT被认为是另一个关键的共抑制受体，主要在T细胞和NK细胞上表达。它就像给已经疲软的免疫细胞又踩了一脚刹车。抑制TIGIT，理论上能与PD-1抑制剂产生协同效应，更强劲地重启抗肿瘤免疫。目前，多项针对肝癌的TIGIT抑制剂联合PD-1/L1抑制剂的II/III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。早期数据显示，这种联合在部分经治患者中展现了令人鼓舞的客观缓解率，尤其是在PD-L1高表达群体中。它能否成为下一个免疫治疗的基石靶点，未来一两年内的临床数据至关重要。
Claudin18.2靶点：一个意想不到的“精准”机会
Claudin18.2原本是胃癌中炙手可热的靶点，但在部分肝癌（特别是某些特定亚型，如干细胞样亚型）中也发现了它的表达。这个靶点的迷人之处在于其高度的肿瘤特异性——在正常组织中表达高度受限。这意味着，针对它的药物（如单抗、CAR-T、双抗）可能具有更好的安全性和精准打击能力。虽然它在肝癌中的总体表达率可能不如胃癌高，但对于那些表达阳性的患者，这无疑提供了一个极其珍贵的治疗窗口。目前，全球已有针对Claudin18.2的临床试验开始纳入肝癌患者，旨在验证其在这一领域的疗效。这提醒我们，肿瘤治疗正走向“异病同治”，基于分子标志物而非单纯癌种的治疗时代正在加速到来。
c-MET靶点：阻击肿瘤的“迂回逃跑”路线
c-MET通路异常激活与肝癌的侵袭、转移和耐药密切相关。当VEGF通路被抑制时，肿瘤细胞可能上调MET表达进行“补偿”，导致耐药。因此，MET抑制剂（如特泊替尼、卡马替尼）与VEGF抑制剂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联合应用，是克服继发性耐药的重要策略。不同于前两者，MET靶点已有药物上市（用于非小细胞肺癌），其在肝癌中的价值正通过更精准的生物标志物（如MET扩增或过表达）进行界定。伴随诊断在这里的作用凸显：只有通过活检组织或液体活检明确MET异常状态的患者，才最有可能从这类靶向治疗中获益。这精准地回答了2026年肝癌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靶点这一问题，并强调了伴随诊断与靶点验证不可分割的关系。
新靶点药这么好，我什么时候能用上？
看到这些充满潜力的新靶点，患者和家属最迫切的问题往往是：我们什么时候能用上？这里需要一点冷静的认知。
从靶点验证到新药上市，是一条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的道路。目前上述靶点大多处于II期或III期临床试验阶段。这意味着，它们正在被用于招募符合条件的患者，与现有标准疗法进行“头对头”比较，以确证其有效性和安全性。这个过程通常需要数年时间。对于患者而言，最现实的途径是关注并咨询是否有机会参与这些前沿的临床试验。这不仅能提前接触到最新疗法，也为整个医学进步做出了贡献。
另一个关键点是“伴随诊断”的同步发展。再好的靶向药，也需要找到对的病人。例如，针对Claudin18.2的药物，必须通过免疫组化检测确认肿瘤组织表达该蛋白；MET抑制剂也需要明确的基因或蛋白水平异常作为用药依据。因此，2026年肝癌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靶点这一问题的答案，永远伴随着另一个问题：“我的肿瘤有没有这个靶点？”定期进行规范的病理复查和必要的基因检测，是连接患者与未来新疗法的桥梁。
面对新靶点，患者和家属现在该做什么？
展望未来，肝癌的治疗格局正从“一刀切”走向“量体裁衣”。新靶点的涌现，意味着治疗选择将更加个性化。对于患者和家属，被动等待不如主动管理。
首要任务是与主治医生建立深度、持续的沟通。每次复查，都可以询问：“根据我目前的情况和最新的研究进展，有没有适合我参与的临床试验？”、“我的病理组织是否需要做更进一步的分子检测来寻找潜在靶点？”其次，学会从权威渠道（如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、美国ClinicalTrials.gov临床试验注册库、权威肿瘤学会发布的研究摘要）获取信息，而非轻信网络传言。最后，保持信心与耐心。医学研究的突破是累积性的，今天每一个新靶点的探索，都在为明天最终攻克肝癌添砖加瓦。
可以预见，随着对肝癌异质性和耐药机制理解的深化，2026年肝癌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靶点的答案清单还会不断延长。未来的治疗，很可能是基于一份详细的“肿瘤分子画像”，组合使用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，进行动态调整。这场与肝癌的较量，正因这些不断涌现的新靶点和新策略，而变得更有胜算。
